每年春节一过，浩浩荡荡的农民工背上行囊，南下北上，东奔西走，铁路、公路车流如梭，交织成一股逾月不退的“春运潮”。“潮水”年年有，今年更特别。持续了七八年的“用工荒”今年尤甚，以至于东部的“婆家”和西部的“娘家”使尽浑身解数，展开了一场农民工的争夺战。
下达招人指标，车站码头围追堵截，承诺加薪，长途大巴家门口挖人，地方go-vern-ment和用工企业放低身段，笑脸温暖得让人有些难以置信，而浙江和珠三角地区部分城市更是到了近乎拼抢的地步。农民工行情看涨，成了劳动力市场的香饽饽，似乎旭日阳刚催人落泪的《春天里》一唱，农民工群体的春天真的要来了。
我不能说，地方go-vern-ment和用工企业“求贤若渴”，对农民工开出的条件都是“空头支票”，都是虚情假意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看似散发着人性光辉的种种关怀对于农民工而言，并非近在眼前，唾手可得，而是远在天边，是需要去“讨”、去“争”的，而一些权利无论怎样去争讨，现阶段也都是水花镜月。正如贾平凹写作反映农民工生活的小说《高兴》，主人公叫刘高兴，越写他的惬意，越写他的快乐，心里越沉重，怎么真的高兴得起来呢？在贾平凹的眼中，农民工的命运其实“早已决定了”的。
农民工的命运是由什么“决定”的？贾平凹没有回答。经过20多年的持续输出，中国农村劳动力的供给已经发生变化，正从过剩转向紧缺。“民工荒”看似是微观经济中的小事，却真实地反映了宏观经济中的分配不公等诸多严峻问题。在我看来，决定“刘高兴”们命运的，有社会管理体制、城乡二元结构等深层次的政治社会原因，而不是所谓的短期性、局部性问题使然。
一直以来，城市把农民工当成过客，实行“经济接纳、社会拒入”。现行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将农民工排斥在外，导致进城打工的农民在城市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，享受不到基本的公共服务，无法在城市中扎根生存。保证农民工“进得了城”，还要保证农民工进城后能够“留得下”，无疑是中国目前最突出、最紧迫的社会问题。
农民工问题之所以积重难返，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基础虽然已经市场化，但上层建筑仍然停留在计划体制；劳动力要素虽然已经市场化，但户籍制度仍未给劳动力松绑。农民工问题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怪胎，是改革不完善、不彻底的结果。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是，中国农民工数量约2亿人，农民工家庭人口约5亿人，在如此庞大规模的由乡到城大迁徙的背景下，对于包括“铁板一块”的户籍制度在内的社会管理体制，为什么迟迟看不到有关方面改革的决心和诚意。
同过去召之即来、挥之也不去的用工情形相比，进城农民工开始“挑挑拣拣”，用人单位扯开嗓子招工却应者寥寥，应该说是一大进步。在经历了30年“见物不见人”的发展之后，面对越来越严重的“用工荒”，城市尽管“临时抱佛脚”地向农民工伸出橄榄枝，也很难得。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和一个崭新的“以人为本”时代的到来，劳动力短缺的拐点成为发展方式转变的拐点，也不是自然而然的。
需要指出的是，基本实现了代际替换的农民工群体，相对于上一辈，他们更相信自己有权支配自己的命运，对于社会不公和身份歧视等有着更低的容忍度。如果不尽力满足他们的市民化需求、社会保障需求、教育需求、发展需求，让大批寻梦的农民工放下行囊在城市落地生根，而是功利化的施予“仨瓜俩枣”，“民工荒”问题难免经年累月地“春风吹又生”。
